“我不行了！”“扛！”｜記者直擊：一次用生命完成的青藏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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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攀登希夏邦馬，大概二十天。約不？”
盡管我毫無登山經驗，但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以下簡稱版納植物園）研究員蘇濤老師的這個邀約，我不想拒絕。
兩年前，我隨隊參加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古生物考察研究時，從蘇老師口中得知了半個多世紀前希夏邦馬峰留給古植物學家的一樁“懸案”。去這座海拔超過8000米的雪山“破案”，是他很久以來的心愿。
5月9日，由版納植物園和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組織的二次青藏科考希夏邦馬古生物科考如約而至。接下去的半個多月里，我目睹隊員們在登山和科研之間來回切換，跌跌撞撞、起起伏伏，一次次歷險，又一次次收獲驚喜。
源起：一葉知滄桑
2005年，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攻讀博士學位的蘇濤讀到了一篇經典文獻，據說只要研究過青藏高原地質歷史的，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它就是來自孢粉學家、古植物學家徐仁先生等人發(fā)表的《希夏邦馬峰高山櫟化石層的發(fā)現及其在植物學和地質學上的意義》。
論文中的高山櫟葉片化石如此重要，是因為它是丈量青藏高原的第一個植物大化石實證材料。
1964年，為了配合中國國家登山隊攀登希夏邦馬峰，中科院和國家體委聯合組織了對希夏邦馬峰的科學考察。這次科考也成為了后來青藏高原第一次大規(guī)模綜合科學考察的前奏。
當時，地質學家劉東生先生負責的地質研究組在希夏邦馬峰北坡海拔5700~5900米，距今約200至300萬年的砂巖中發(fā)現了幾塊植物葉片化石，帶回北京后，交到了徐仁先生的手上。他一眼便認出那是高山櫟。
徐仁先生分析，這類植物現在主要生長在我國西南海拔3000米左右的地區(qū),從而證明上新世末期以來的200多萬年時間里,喜馬拉雅地區(qū)中段抬升了3000米。這是科學家第一次對喜馬拉雅山脈和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有了定量的認識，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廣泛關注。
不過，這幾枚化石是當時的地質工作者在登希峰時拾到的，并非發(fā)掘獲得，因此，化石所在的原始層位信息，尤其是這套地層可靠的地質年代，以及地層里的生物群面貌如何，都還未知。
蘇濤的導師、版納植物園研究員周浙昆和高山櫟打了半輩子交道，2007年，他撰文指出當年希夏邦馬峰古高程重建結果存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這也成為了師徒二人一樁未了的心事：重啟希夏邦馬古生物科考。
隨著二次青藏科考的進行，他們終于等到了機會。
萬事俱備
5月的喜馬拉雅地區(qū)，最適合登山。
一峰聳引，群峰競秀。珠穆朗瑪峰周圍，5座8000米以上的山峰一字排開，氣勢恢宏。其中，距離珠峰最遠的希夏邦馬，在藏語里的意思是“天氣多變、環(huán)境惡劣”。
這個殘酷的事實，終于在我們見到兩位西藏登山隊的資深教練阿旺和旺堆之后，得到了證實。曾八次登頂珠峰的阿旺教練告訴我們，登希峰有三大障礙：雪崩、冰裂縫、迷路。
幸運的是，就在正式登山的前一天，經歷了近一周反常的雨雪天氣，距離希峰最近的定日縣竟晴空萬里、和風煦煦。登山難得的“窗口期”到了。
希夏邦馬峰大本營的海拔是5050米，距離海拔5600米的扎營地約有20公里的距離。隊員們需要徒步完成的是最后10公里。
期間，除了隨身攜帶的個人物品，科考隊近20人在山上工作生活一周需要用到的600多公斤輜重裝備，由15頭牦牛組成的馱隊協(xié)助運輸。
希峰給了我們一個下馬威
在定日縣崗嘎鎮(zhèn)適應休整了3天后，5月14日，科考隊正式上山了。本以為天時地利人和，不曾想，第一天隊員們就幾乎被希峰拖垮。
在喜馬拉雅地區(qū)，通常登山隊在一天之內抬升的海拔高度不超過600米。但是，科考隊為了留出更多的時間工作，第一天就從海拔4300米的崗嘎，直接來到了5600米的扎營點。事實證明，這些在青藏高原走南闖北的老隊員還是低估了登山這件事的難度。
隨著海拔快速升高，空氣越來越稀薄，隊員們需要全程爬坡，體能消耗極大，以至于到了后半程，有人陸續(xù)出現了頭暈、惡心，甚至嘔吐的現象。
隨著商業(yè)登山的興起，專業(yè)的高山協(xié)作可以提前幫助登山隊建立前進營地以及運送登山裝備、物資。然而，和有后援保障的商業(yè)登山隊比起來，科考隊只能依靠自己。
當天，兩位教練得帶著一群高山露營經驗為零的科研人員，趕在太陽落山前，選好營址，整理好物資，建起營地，而且是在所有人已經徒步了四五個小時，體力消耗殆盡的情況下。
直到晚上9、10點鐘，隊員們才極為艱難地把大大小小8頂帳篷搭建完畢。期間，還得一次次打回來可以飲用的冰川水，湊合煮了兩鍋方便面填飽肚子。
入夜后，我獨自躺在海拔5600米的帳篷中。山上最冷的時候，氣溫在-10℃左右。嚴重的頭疼，再加上強勁的罡風猛烈拍打著篷布，一刻不停發(fā)出巨大的噪音。我?guī)缀?8小時沒有睡眠了。
隔壁的球形帳里，隊員們也是狀況不斷。
“蘇老師、蘇老師，我不行了！”原本身強體壯的黃健在半夜里蹭地起身，只覺得呼吸困難。到高原這么多次，他從未有過這樣的感受。
楊久成的高原經驗不多，登山途中就出現了高反，到營地后吃多少吐多少，躺在帳篷里意識模糊。
最讓人意外的是，爬山小能手劉佳竟也到了半夜找氧氣罐的地步。
事實上，這都是由于在高海拔地區(qū)身體極度疲勞或是感冒的情況下，高反加劇了。經過教練判斷，隊員們的狀況尚在可控范圍內。至于應對的辦法，只有一個字：扛。
突如其來的幸福
最漫長的一夜熬過去了。直到聽見蘇老師和另一領隊、古脊椎所副研究員吳飛翔老師的聲音，我才艱難地鉆出睡袋，一步一喘走向營帳。
蘇老師用高壓鍋煮了白粥，黃健正一勺一勺地把雪放進燒水爐里。隊員們三三兩兩坐在地上，狀態(tài)多少有些緩和，但楊久成、王騰翔、張馨文和陳佩蓉依舊沒什么精神。
吃過早餐，大部隊在營地休整，只有阿旺教練帶著蘇老師根據上世紀60年代留下的文獻資料提前去探路。臨走前，蘇老師燉了一大鍋牦牛肉，“給大家提提氣，明天就能跑得跟牦牛一樣快”。
午后，在陽光的暴曬下帳篷里異常悶熱?；杷械奈乙老膶χv機里聽到了一個聲音：“找到了，找到了，高山櫟找到了！”
誰能想到，幸福來得這么快。這很可能是由古植物學家親手采集到的迄今為止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植物化石。
希夏邦馬峰的冰川活動十分劇烈，導致地層風化嚴重，就算有化石，大概率也不在原始層位，而是散落在各處。那么，照傳統(tǒng)通過尋找原始出露層位定點發(fā)掘化石的方法很可能不管用。對于能否再次找到高山櫟化石，蘇老師心里始終沒底。
當時，他跟著教練小心翼翼地繞行在冰川和冰磧湖間狹窄的冰面上，等穿過了危險地段，立即俯身邊搜索邊用地質錘敲打起來。雖然如大海撈針，但也絕不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直到一個多小時后，一枚高山櫟葉片化石猛然闖進了他的視線。
“蘇老師舉著化石，又蹦又跳，嘴里叫喊著，開心得就像孩子一樣?！焙髞?，阿旺教練向我描述蘇老師找到高山櫟時的模樣。
不怕走得慢，只求走得遠
“真想飛腳扎過去，跟蘇老師一起敲。坐在這里傻等，心里癢癢。”吳老師和蘇老師組隊在青藏高原找化石已經快十年了，有著兄弟般深厚的情誼。當天，他負責照看高反的隊員，便留守在了營地。
“高山櫟的層位里保不齊還有別的東西?！眳抢蠋熆释难凵癫煌Ｏ蛑洗顧n離開的方向掃射，“希望蘇老師再給我抓出一條海拔6000米的魚來，那就是‘頂天’的魚?！?/span>
幾小時后，蘇老師回到營地，瞬間就被高反中的隊員們團團圍住，仿佛捏在他手里的不是石頭而是一服見效的靈****。
他帶來的驚喜不止于此。“海拔5800米的位置還出露了一套新生代沉積地層。明天我們好好去采樣，回去可以仔細研究一下喜馬拉雅中段的古環(huán)境以及生物多樣性的變化歷史?！?/span>
不過，到達化石層位的那段路比起之前至少要難走一倍。蘇老師不想給任何隊員壓力，他只希望明天我們能盡力走到路程的中段，好親眼見識一下珠峰地區(qū)最具詩意的畫面。
希夏邦馬是喜馬拉雅山脈現代冰川作用的中心之一，北坡橫對著的是綿延十幾公里的野博康加勒冰川，它的末端有一種低緯度高海拔山區(qū)特有的大陸性冰川奇異景觀。
由于緯度低，強烈的太陽輻射以及陽光折射的作用，造成冰川的消融和蒸發(fā)或升華的不平衡，形成了大規(guī)模的冰塔林。
冰塔的高度從幾米到30多米，形態(tài)千差萬別，如丘如堡，極為壯觀。穿行在它銀白色的世界里，宛如步入仙境。
當野博康加勒冰川的冰塔林由遠及近呈現在我們的面前時，我才體會到什么是大自然鑄造的最美童話。
穿過冰塔林和冰磧湖之間的狹小通道，此次登山的難度系數又上了一個臺階。我們需要越過幾條冰河和冰裂縫，然后持續(xù)爬坡，上升200米的海拔高度才能到達蘇老師所說的那套新生代地層。
接近目的地的最后幾公里是每一個隊員的噩夢。落在末尾的我一步十喘，再加上坡陡路滑，很難保持重心，隨時可能栽倒。
但正是有了這段極致的登山經歷，我確認了一個事實：凡事按照自己的節(jié)奏，不怕走得慢，只求走得遠。
在教練的支持下，我們近乎機械般地爬到了目的地。那一刻，大腦都是凝固的。令我佩服的是，年輕的隊員們很快便投入了采樣工作。
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套蜿蜒向上約100多米厚的新生代地層，巖性以砂巖為主。隊員們需要對含高山櫟的這套地層剖面進行詳細測量和化石發(fā)掘，以及對里面的巖石和植物孢粉樣品進行仔細的逐層采集，以便確定地層的年代，以及植物群落多樣性組合在不同層位的連續(xù)變化，從而重新回答這套地層所代表的喜馬拉雅中段古海拔究竟是多高，當時的環(huán)境是什么樣的。
劉佳、黃健、吳夢曉、王騰翔、楊久成從地層底部開始，每隔20~25厘米就要進行一次采樣，工作量巨大。
永遠沖在隊伍最前面的蘇老師，跟著教練來到冰川旁邊進行地毯式搜索。除了高山櫟，他們還找到了其他的植物化石，以及一些雙殼類化石。
可這時的希峰突然變了臉，風起云涌，還下起了雪，山頂很快隱沒于云霧之中。教練要求我們立即撤離，剩下的采樣工作只得明天繼續(xù)。
那一天，科考隊大部分隊員都抵達了海拔5800米的工作點，登山、考察了近8個小時，往返行程超過了18公里。對于兩位領隊而言，這是令人驕傲的一天。
有人接住我們了，可以心安了
晚上，希峰的雪沒有停，教練甚至聽到了雪崩的聲音。這似乎暗含著某種信號。
凌晨3點左右，帳篷外突然傳來蘇老師和吳老師的對話，我立刻被驚醒了。
不遠處的單人帳中，古脊椎所研究員倪喜軍老師已經連續(xù)咳嗽了幾個小時，意識不清。這是肺水腫的征兆。
肺水腫是一種嚴重的高山反應，如果病人無法及時下降到低海拔地區(qū)，有可能致命。
倪老師是有著20年野外經驗的青藏科考人，他所從事的小哺乳動物化石研究，對地層精確測年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他是這支隊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但為了不耽誤給學生上課，倪老師只得壓縮在高海拔地區(qū)的適應時間，以至于無法調整到最佳狀態(tài)。
老科考人都有著頑強的意志，就算高反，也不會輕易放下工作，他甚至堅持和吳老師一路走到了冰塔林前。這也給他的身體埋下了隱患。
教練依據經驗判斷，倪老師的狀況暫不需要進入高壓氧艙，但得戴上高山氧氣罩，撐過幾個小時，待天一亮馬上撤離。
當天，倪老師在三名隊友的幫助下，徒步7個半小時才艱難下山，抵達醫(yī)院時被確診為雙肺肺水腫，若非下撤及時，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傷。
另一邊，蘇老師、吳老師、阿旺教練帶著劉佳和楊久成又一次上到了化石點。
希峰的雪已經不允許科考隊在營地久留了，老師和教練一致決定，當天采集完樣品后，全員緊急撤離。
幸運的是，臨走前，蘇老師如愿幫吳老師敲出了幾枚魚骨頭化石，吳老師則替蘇老師找到了一種叫作木賊的植物化石，這是獨屬于他倆的默契。不過，吳老師也差點因為失溫而遇險，令人后怕。
下山時，他們每人背了近20公斤的樣品負重。蘇老師幾乎是憑著慣性沖下去的，連續(xù)的超負荷工作，體力見底，能省一步是一步。
回到山下，我問蘇老師記憶最深的畫面是什么。所有人都以為是找到高山櫟化石的時候，但他告訴我，“是最后一天我們五個帶著樣品沖到冰塔林前，看到王騰翔、吳夢曉和攝影師趙光輝正等著我們，接過背包的那一刻?！蔽蚁胂笾敃r的感受：有人接住我們了，可以心安了。
我望著蘇老師那張因曬傷而嚴重爆皮的臉，就像一夜之間長滿了雪白的胡子，哪里還像一個“80后”。
穿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時空會面
“看著蘇濤他們出發(fā)的時候，我就后悔了。”隔著手機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周老師的遺憾。
2021年4月，工作了47年零4個月的周浙昆退休了。盡管他非常想去希夏邦馬，但考慮再三，為了不給大家添麻煩，還是放棄了。好在蘇老師帶回了高山櫟化石，這讓他十分激動。
6月3日，從西藏回來一周后，我在北京見到了前來參加青藏高原地球科學年會的周老師和蘇老師。對他們來說，此次科考還差一個圓滿的結尾。
1964年發(fā)現的高山櫟化石如此重要，卻鮮有人見過它們的真容?？瓶记埃K老師意外得知，當年從希峰帶回的幾枚高山櫟化石就藏在北京自然博物館的標本庫里。于是，就有了一次穿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時空會面。
“它們肯定是高山櫟家族的，雖然有的葉子寬，有的葉子窄，但你看，它們的中脈是Z字型彎曲的，二級脈在邊緣分叉，這都是高山櫟的典型特征?！?/span>
周老師一見到當年的三件葉片化石標本就兩眼放光，小心翼翼拿起它們，仔細端詳著，看了又看，然后滔滔不絕地向我介紹起來?！斑@是可以載入史冊的科研材料，是無價之寶。”
我想，當年劉東生先生和徐仁先生把它們捧在手里時，也一定是同樣的心情。
一旁的蘇老師認真做著測量，還要一一進行拍照，以便回去和新采集到的化石進行比對分析。
眼前的畫面讓我產生了一種錯覺，我仿佛看到了幾代科學家出現在了同一個時空里。這種微妙的感受，隊員們在希峰上也有過。
“我們在山上走過的每一步，不僅是踩著教練的腳印，更是踩在一次青藏科考前輩們的足跡上。”說到這里，一向沉穩(wěn)內斂的蘇老師紅了眼眶。
高寒、缺氧、風暴、斷水、斷糧、疾病、車禍、死亡……在一次青藏科考蕩氣回腸的故事里，有著老一輩科學家們難以言說的艱辛。他們把青春留在了那片苦寒之地，凝結成了冰，又化作了水，沁潤著新一代青藏科考人的心。
“我們一定要比前輩們做得更好，就算化石在6500米，我們也一定要到達?！薄?0后”王騰翔每天都在和高反斗爭著，他習慣了輕聲細語，但從不失堅定。
正是從這群可愛的科研人員身上，我看到了，艱苦卓絕的青藏科考后繼有人，青藏高原這本神奇的天書會一直被續(xù)寫下去。
《中國科學報》 (2021-06-16 第4版 綜合 原標題為《在“生命禁區(qū)”穿越五十年》)
編輯 | 趙路排版 | 郭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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