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往知來的反思則必須開始。國家對于3G乃至未來4G的標準，應遵循商業(yè)原則，堅持標準的開放性，讓市場擁有選擇標準的權力。

　　日前，“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wǎng)”作為一項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實施方案，獲國務院常務會議原則通過。

　　3月中旬人代會期間，這一方案將公之于眾。據(jù)信，這個為期15年的方案，規(guī)劃了中國移動通信技術從3G到4G的發(fā)展路徑，其成敗將影響中國甚至世界在4G時代的市場版圖，頗引人浮想(見本期《財經(jīng)》雜志封面文章“3G 之上”)。

　　惜乎眼前的現(xiàn)實依然嚴峻：中國至今仍受困3G標準之爭后遺癥，3G牌照發(fā)放一推再推。中國尚未真正跨入3G時代，而4G標準制訂即已迫近?；蛟S可以說，在中國，3G時代也許方生便向死。此時此刻，正應反思中國業(yè)界應如何吸取TD-SCDMA前車之鑒，厘清政府與市場的權力邊界，以更務實的方式和開放的心態(tài)盡早順利步入4G時代。

　　中國3G命途多舛，蓋因電信標準政策多變成畸，電信改革路途不暢。早在世紀之交，中國電信業(yè)借“切開中國電信”的初步改革及中國加入WTO，競爭格局本來有望形成;在2000年5月，中國擁有部分知識產(chǎn)權的TD-SCDMA標準被國際電聯(lián)接納為3G標準后，國內(nèi)也已經(jīng)形成了WCDMA、CDMA2000和TD-SCDMA公開逐鹿的競爭局面。彼時雖有實力集團游說紛紛，但政府電信主管部門并未急于頒布“優(yōu)選標準”，有意或無意地采取了放開競爭、多頭試驗的“技術中立”方針。其政策走向，本來是在技術不確定性的時代，通過設備商、運營商和消費者的分權決策機制，最終對3G技術作出市場化選擇(參見本欄目2000年8月5日“3G選擇，技術最優(yōu)還是制度最優(yōu)”一文)。

　　然而，市場選擇機制需要依托于市場改革的推進。在中國移動通信市場上，最迫切的改革本應是以市場化方式發(fā)放移動及3G牌照，及早建立競爭化格局，并使民營與外資企業(yè)有機會入局。非如此，則“技術中立”的標準選擇會失去有效配置資源的基礎。令人遺憾的是，由于認識誤區(qū)和決策猶疑，中國電信業(yè)改革遲滯不前，完全無法適應電信業(yè)、特別是移動通信產(chǎn)業(yè)日新月異的局面。數(shù)年時光倏忽而過，舊的壟斷格局尚未清理完畢，新的壟斷格局又已經(jīng)形成。

　　近年來，在復雜的局勢面前，決策部門在3G標準政策上再生變故，從中立而偏倚，最終導致強手力推“國產(chǎn)標準”，為中國3G發(fā)展增添了諸多變數(shù)，更使人生出“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之惑。偏倚引致偏見，TD-SCDMA甚至被不恰當?shù)刭N上了“避免受制于外國人”的使命標簽，罩上了“民族復興、大國崛起”的虛幻光環(huán)。在政策實施層面，主管部門也為所謂國產(chǎn)標準所“俘獲”，不僅電信重組、3G牌照發(fā)放必須為TD-SCDMA產(chǎn)業(yè)化讓路，還以行政性指令責成“有實力的”主導運營商負責TD-SCDMA的商用推廣。消費者的利益和選擇權完全被置于腦后。

　　中國在3G進程中陷入被動失利，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管部門的角色錯位。面對收益規(guī)模巨大的3G技術和市場，一場前所未見的利益博弈正在上演。而政府集所有者、管理者、仲裁者角色于一身，“人格沖突”至為激烈，決策原則斷難清晰?；厥讈砺?，需要詰問之處多多：政府是否將消費者的利益最大化，排在眾多利益相關者的前列?是否給予民營資本平等的入局權利?是否在此過程中推進了國有電信企業(yè)市場化的進程?消費者、第三方專家以及媒體的聲音是否被充分傳遞?

　　當前，中國3G的TD實驗尚未畫上句號，鑒往知來的反思則必須開始。我們至今仍堅持認為，國家對于3G乃至未來4G的標準，應遵循商業(yè)原則，堅持標準的開放性，讓市場擁有選擇標準的權力;應由設備商、運營商、消費者構成的各層次市場自主進行標準選擇，服從風險最小的挑選方式。依靠行政命令強推運營商不認可的標準，不惟損害企業(yè)本身，而且必然損害消費者權益。在痛思標準之爭的教訓之時，還必須承認，只有堅持推進電信業(yè)的改革，努力建立富有競爭活力的電信市場，才是中國今天擺脫3G困境、未來順利邁入4G坦途之根本。

　　不足一月，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即將召開，其間關乎4G發(fā)展的科研技術方案將正式公布。而本月，國際電聯(lián)將向各國發(fā)出提交4G標準的通函。中國電信業(yè)時間緊迫。鑒往當知來，我們期待這一次不再失去機會。